村民小组的轻治理与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贺雪峰;在资源下乡背景下，包括村级组织在内的基层组织呈现科层化和行政化现象，基层治理出现了形式主义和普遍的“悬浮性内卷”。国家资源下乡为农民群众提供公共品，其责任主体在国家和各级行政组织体系，农民群众享受公共品成果却几乎不承担责任，成为基层治理中的客体，基层治理效率比较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距离农户家庭最近的一级组织——村民小组——在基层治理中缺位。在强国家背景下，国家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大量资源，基层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将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与农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偏好结合起来，办法就是让农民群众在村民小组一级形成集体行动能力。只要村民小组范围内农民群众可以形成基于“受益、决策和担责”合一的集体行动，基层治理就可以被激活，群众主体性就可以建立起来。只有建立了农民群众的主体性，村庄才能具有嫁接和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才可以实现。
行业协会商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机制和逻辑——基于“约束—参与”框架的分析
郭道久;张瀚予;行业协会商会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部分，在发挥社会协同作用时必然与地方政府产生互动。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约束和行业协会商会的参与为分析要素，辅以典型案例分析，将双方的互动关系区分为统合自主型、互嵌自主型、互嵌从属型与统合从属型四种模式。不同的互动模式背后蕴含着差异化逻辑和共性逻辑，也遵循着实践逻辑。行业协会商会与地方政府互动过程中的“约束—参与”机制因受行业协会商会的资源依赖程度及自身独立性的影响而存现差异性。但嵌入和互动仍然是双方关系的主要内容，这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是由于改革的渐进性与互动规则缺乏透明度等因素，导致双方互动过程中存在非制度化与模糊性等问题，互动的具体形式可能根据现实的利益需求而发生变化。
政府数字化项目建设：绩效差异与分化逻辑——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
谭海波;段博文;李璞玉;政府数字化项目作为支撑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基础，在转变政府治理方式、优化公众服务体验与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本研究从政治逻辑与效率逻辑出发，将政府数字化项目的建设划分为双重驱动型、效率主导型、政治指引型与脱嵌分离型四种类型，选取广州、贵州、宁波与武汉的政府数字化项目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项目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复杂制度情景下的渐进式变革，政治逻辑和效率逻辑的组合样态与作用方式对政府数字化项目建设绩效具有差异化的影响。
从“数据驱动治理”到“智能驱动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引发公共治理范式演进?
杜娟;李晓义;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驱动公共治理从“数据驱动治理”向“智能驱动治理”的范式演进，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与升华，但核心范式已从数据分析转向知识推理与人机协同。这场演进带来了系统性机遇，促使治理理念走向“预判-共情”,决策工具变为“增强伙伴”,治理流程实现“知识驱动”,并深化了“对话式协商共治”的府民关系。但新范式也伴随着真实性危机、系统性偏见、责任真空和认知鸿沟等结构性风险。为平衡创新与风险，需基于“敏捷审慎治理框架”,通过构建算法法治、发展可信公共智能、培育人机共生能力和营造社会共治体系，来系统性地引导这场变革。
深空经济的范式革命与文明跃迁：基于复杂系统论的时空拓展与技术创新研究
靳珅;王光辉;深空经济是以地外天体资源开发为核心的复杂适应系统，具有高风险性、技术协同性与指数收益性特征。其系统构成包含十大产业方向，内核动力源于时空拓展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互动，系统涌现推动范式革命与新质生产力形成。目前全球呈现多极竞争格局，中国正在形成“国家队+民营企业”双轮驱动模式。深空经济发展将推动人类文明从行星文明向星际文明跃迁，关键在于空间、智能与协同生产力的深度融合，最终实现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跃迁。
中国城市群新质生产力的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徐海东;倪鹏飞;黄徐亮;充分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培育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生产力理论和新质生产力内涵，测算了我国2012—2023年十大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综合指数，运用马尔可夫链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城市群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群新质生产力发展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9年和2020年增速有所放缓，2021—2023年增速逐渐恢复，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保持领先地位，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的增长幅度居于第一；从城市群新质生产力的状态转移角度看，新质生产力层级存在显著的固化效应，头部引领的空间格局很难被打破，且尾部城市向上突破的难度也很大；从驱动因素上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财政自主度和文化水平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因素，不同城市群的主要驱动因素存在差异。
选举权普遍性原则实践的中国道路
罗彬;何俊志;1953 年全面开启的新中国普选实践不但奠定了当代中国选举制度的基础 ， 而且因其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选举而具有较大的全球影响 。但是对中国普选的前期研究成果还没有提出一套提炼中国普选道路的理论模式 。以普遍选举起步时期的包容与排除范围和对特殊群体的选举处理为标准 ， 可建立起两条核心标准 。根据第一条标准 ， 可以将通向现代普选的道路区分为三条道路 : 少数人起步 、 多数人起步和全面起步 。中国普选始于多数人起步 ， 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以阶级为中心的普选 、以人民为中心的普选和以公民为中心的普选三个阶段 。在第二条标准之下 ， 选举权普遍原则在中国的实践特征包括 : 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选举在建制之前就纳入了普选范围 ， 在随后的实践中则针对华侨/归侨 、 台湾籍选民和流动人口选民而形成了独特的经验 。在世界范围内 ， 新中国在实践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方面总体上经历了从多数到全体的道路 ， 而且在初始阶段就在普选原则之下考虑到了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选举权问题; 基于特殊的国情而经历的三个阶段和某些特殊群体的普选原则 ， 构成了中国的特殊经验。
农村环保政策执行“一刀切”的数字技术依赖及困境化解——以卫星云图监测系统为例
靳永翥;高梦琪;我国农村环保政策执行“ 一刀切 ” 导致农村环境政策绩效欠佳 。本文构建农村环保政策执行中“ 一刀切 ” 现象的整合分析框架 ， 以卫星云图监测系统在农村环保中的技术应用为例进行研究发现 ， 标准化的政策设计 、量化考核机制 、治理资源约束以及群体参与受限共同导致了技术依赖的形成 ， 进而加剧了政策执行的刚性 。技术依赖的形成机理为政策目标的普遍短期性 、执行主体的避责约束性 、资源配置的适配失效性 、群体间的互动失衡性 、技术闭环的路径锁定性 。技术依赖引发制度僵化 、执行效果 、技术适配 、 目标群体 、路径依赖等多重现实困境 。为实现农村环保政策的高效执行与可持续发展 ， 应从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 、优化治理体系 、完善动态反馈机制等方面系统切入。
在话语与责任之间:基层干部避责叙事的结构化生成及其破解路径
鲁毅;盛明科;基层干部避责行为已从个体策略演化为基层政策执行中的系统性治理困境。本研究引入叙事政策框架(NPF)，将基层干部避责视为一种嵌入政策执行全过程的结构性叙事实践，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叙事通过规则设定中的角色塑形 、执行流程中的因果再释、政策反馈中的叙事固化层层嵌入基层政策执行场域，又因为合法性建构的遮蔽效应、责任转移的制度困境和行为约束下的路径依赖形成了一系列自我强化的认知遮蔽与制度后果。应以叙事重构激活基层干部主体性，通过确立基层干部共叙事者位置 、激活基层干部责任自觉和推动制度再造，为提升基层治理韧性与执行效能提供新思路。
廉洁文化的形成:“关键少数”作用发挥的视角
蒋来用;白玉成;廉洁文化的形成对于腐败治理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 。“ 关键少数 ” 的腐败机会相对较多 ， 是腐败问题的主要制造者 。若“ 关键少数 ”做到严格自律 、遵纪守法 ， 有效发挥廉洁示范引领作用 ， 全社会就容易形成崇尚廉洁 、抵制腐败的文化氛围 。“ 关键少数 ” 主要凭借其影响“ 绝大多数 ” 物质和精神需求实现的特殊能力以及“ 绝大多数 ” 自身所固有的趋利避害心理在廉洁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但“ 关键少数 ”廉洁示范引领作用的发挥存在较大障碍 ， 需要从科层制和社会网络两个维度分析“ 关键少数 ” 施加影响的机理与路径 ， 从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角度提出建立健全奖励表彰机制 、做细做实廉洁文化教育 、加强监督管理惩处工作的对策。
服务嵌入空间 : 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逻辑—— 基于广州市番禺区先锋社区的考察
曾维和;林惠玲;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承载 ， 但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 ， 超大城市的一些老旧社区出现了空间衰落和服务脱嵌的困境 。广州市番禺区先锋社区通过空间再造与服务嵌入两个阶段的治理创新探索了一条破解路径 。在空间再造阶段 ， 通过城市更新微改造驱动服务要素生产 ， 为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新质要素 ; 在服务嵌入阶段 ， 通过全域服务治理推进服务要素再生产 ， 以邻里互动 、情感联结 、主体整合 、财富共享四大机制构建生活 、文化 、组织 、利益四个子共同体 ， 形成一个“ 服务嵌入空间 ” 复杂适应居民需求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系统 ， 从而实现社区善治 ，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丁煌;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日益显现其主导范式地位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乃至尖锐的批评,而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种种异议中最具有替代意义的新理论模式当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摈弃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选择。
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丁煌政策执行本质上是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利益对于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政策与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从根本上受利益驱动,主体利益矛盾或冲突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政策执行阻滞现象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如果不对利益的本质及其与政策的关系有所了解,就很难理解人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动力,更谈不上对政策执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利益分析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政策执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原则。
整体性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
曾凡军;韦彬;整体性治理是在对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全新治理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和理想选择。其治理途径包括提升对公民需求的整体回应,加强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的整合,运用信息技术建设电子化政府及加强组织间协调等方面。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
孔令全;黄再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数字化成为新时代转型的主要标识。在非物质劳动逐渐占据劳动主导形态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作为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时代拓展的特殊价值日益凸显。鉴于此,理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的概念和具体表现形式,详细分析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考察数字劳动之于延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意识形态控制、异化等的作用,对于理解其与资本剥削逻辑之间的隐秘关系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丁煌;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日益显现其主导范式地位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乃至尖锐的批评,而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种种异议中最具有替代意义的新理论模式当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摈弃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选择。
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影响与应对
邓于君;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钳制中国、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一度呈现升级态势。对两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均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内生性。中美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中美两国只要做到管控分歧、加强沟通、聚焦合作,就可以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均衡点、仍可能达成协议,从而为中国赢得宝贵的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中国还应保持清醒认识,中美之间今年即便达成经贸协议,并不能表明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及冲突就此彻底结束。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科技之争甚于贸易之争,中国需要做好长期应对的战略准备。
整体性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
曾凡军;韦彬;整体性治理是在对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等治理模式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全新治理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治理逻辑和理想选择。其治理途径包括提升对公民需求的整体回应,加强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的整合,运用信息技术建设电子化政府及加强组织间协调等方面。
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丁煌政策执行本质上是相关政策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进行的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利益对于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政策与利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从根本上受利益驱动,主体利益矛盾或冲突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政策执行阻滞现象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如果不对利益的本质及其与政策的关系有所了解,就很难理解人们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动力,更谈不上对政策执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利益分析理应成为我们研究政策执行问题必须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原则。
我国城中村问题研究综述
邓春玉;王悦荣;城中村已成为影响我国大多数城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当前城中村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城中村的概念、内涵;城中村的划分方法及类型;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城中村的功能;城中村的治理改造问题等方面。对于城中村问题研究的深度、广度、方法均不足。因此,应深化专题研究、拓宽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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