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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普遍性原则实践的中国道路
罗彬;何俊志;1953 年全面开启的新中国普选实践不但奠定了当代中国选举制度的基础 ， 而且因其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选举而具有较大的全球影响 。但是对中国普选的前期研究成果还没有提出一套提炼中国普选道路的理论模式 。以普遍选举起步时期的包容与排除范围和对特殊群体的选举处理为标准 ， 可建立起两条核心标准 。根据第一条标准 ， 可以将通向现代普选的道路区分为三条道路 : 少数人起步 、 多数人起步和全面起步 。中国普选始于多数人起步 ， 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以阶级为中心的普选 、以人民为中心的普选和以公民为中心的普选三个阶段 。在第二条标准之下 ， 选举权普遍原则在中国的实践特征包括 : 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选举在建制之前就纳入了普选范围 ， 在随后的实践中则针对华侨/归侨 、 台湾籍选民和流动人口选民而形成了独特的经验 。在世界范围内 ， 新中国在实践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方面总体上经历了从多数到全体的道路 ， 而且在初始阶段就在普选原则之下考虑到了女性和少数民族的选举权问题; 基于特殊的国情而经历的三个阶段和某些特殊群体的普选原则 ， 构成了中国的特殊经验。
农村环保政策执行“一刀切”的数字技术依赖及困境化解——以卫星云图监测系统为例
靳永翥;高梦琪;我国农村环保政策执行“ 一刀切 ” 导致农村环境政策绩效欠佳 。本文构建农村环保政策执行中“ 一刀切 ” 现象的整合分析框架 ， 以卫星云图监测系统在农村环保中的技术应用为例进行研究发现 ， 标准化的政策设计 、量化考核机制 、治理资源约束以及群体参与受限共同导致了技术依赖的形成 ， 进而加剧了政策执行的刚性 。技术依赖的形成机理为政策目标的普遍短期性 、执行主体的避责约束性 、资源配置的适配失效性 、群体间的互动失衡性 、技术闭环的路径锁定性 。技术依赖引发制度僵化 、执行效果 、技术适配 、 目标群体 、路径依赖等多重现实困境 。为实现农村环保政策的高效执行与可持续发展 ， 应从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 、优化治理体系 、完善动态反馈机制等方面系统切入。
在话语与责任之间:基层干部避责叙事的结构化生成及其破解路径
鲁毅;盛明科;基层干部避责行为已从个体策略演化为基层政策执行中的系统性治理困境。本研究引入叙事政策框架(NPF)，将基层干部避责视为一种嵌入政策执行全过程的结构性叙事实践，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叙事通过规则设定中的角色塑形 、执行流程中的因果再释、政策反馈中的叙事固化层层嵌入基层政策执行场域，又因为合法性建构的遮蔽效应、责任转移的制度困境和行为约束下的路径依赖形成了一系列自我强化的认知遮蔽与制度后果。应以叙事重构激活基层干部主体性，通过确立基层干部共叙事者位置 、激活基层干部责任自觉和推动制度再造，为提升基层治理韧性与执行效能提供新思路。
廉洁文化的形成:“关键少数”作用发挥的视角
蒋来用;白玉成;廉洁文化的形成对于腐败治理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 。“ 关键少数 ” 的腐败机会相对较多 ， 是腐败问题的主要制造者 。若“ 关键少数 ”做到严格自律 、遵纪守法 ， 有效发挥廉洁示范引领作用 ， 全社会就容易形成崇尚廉洁 、抵制腐败的文化氛围 。“ 关键少数 ” 主要凭借其影响“ 绝大多数 ” 物质和精神需求实现的特殊能力以及“ 绝大多数 ” 自身所固有的趋利避害心理在廉洁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但“ 关键少数 ”廉洁示范引领作用的发挥存在较大障碍 ， 需要从科层制和社会网络两个维度分析“ 关键少数 ” 施加影响的机理与路径 ， 从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角度提出建立健全奖励表彰机制 、做细做实廉洁文化教育 、加强监督管理惩处工作的对策。
服务嵌入空间 : 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逻辑—— 基于广州市番禺区先锋社区的考察
曾维和;林惠玲;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承载 ， 但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 ， 超大城市的一些老旧社区出现了空间衰落和服务脱嵌的困境 。广州市番禺区先锋社区通过空间再造与服务嵌入两个阶段的治理创新探索了一条破解路径 。在空间再造阶段 ， 通过城市更新微改造驱动服务要素生产 ， 为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新质要素 ; 在服务嵌入阶段 ， 通过全域服务治理推进服务要素再生产 ， 以邻里互动 、情感联结 、主体整合 、财富共享四大机制构建生活 、文化 、组织 、利益四个子共同体 ， 形成一个“ 服务嵌入空间 ” 复杂适应居民需求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系统 ， 从而实现社区善治 ，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从“数据驱动治理”到“智能驱动治理”：生成式AI如何引发公共治理范式演进？
杜娟;李晓义;生成式AI正驱动公共治理从“数据驱动治理”向“智能驱动治理”的范式演进，后者是前者的继承与升华，但核心范式已从数据分析转向知识推理与人机协同。这场演进带来了系统性机遇，促使治理理念走向“预判-共情”，决策工具变为“增强伙伴”，治理流程实现“知识驱动”，并深化了“对话式协商共治”的府民关系。但新范式也伴随着真实性危机、系统性偏见、责任真空和认知鸿沟等结构性风险。为平衡创新与风险，提出“敏捷审慎治理框架”，主张通过构建算法法治、发展可信公共智能、培育人机共生能力和营造社会共治体系，来系统性地引导这场变革。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先进性、组织化维度上的比较性考察
姚中秋;任梦瑶;一个国家能否“ 止于至善”，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者群体是否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先进性 ，即自觉追求公共善的坚定意志 ，以及能否有效地把共同体成员组织起来共同追求公共善 。从先进性与组织化这两个维度 ， 依次比较中国共产党与古代中国的士人- 士大夫群体和广义西方神教文明的教士集团 、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欧美资本主义的统治精英和自 由主义政党 ， 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 ( 苏联共产党) ， 可以确认 ， 中国共产党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 、政治传统 ，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具备了高度的先进性与高水平的组织化 ， 因而具有“ 止于至善”、改变世界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 从而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国家人工智能治理的宏观架构
何哲;人工智能技术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及未来可能引发对社会的全面挑战和变革前景 ， 都显示出了当前立即着手开展人工智能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 ， 国家有责任对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进行规范和治理 ， 这就提出了对国家实施人工智能治理的宏观架构进行研究设计的要求 。对一般意义上国家人工智能治理的价值原则 、基本架构和配套体系进行研究探索后发现 ， 国家人工智能治理要建立在安全性 、友好发展性和人类主体性三个根本价值原则之上 ， 迫切需要构建统筹的领导协调机制 、建立统一的人工智能行政治理机构并促进政府—市场—社会各主体单元就这一问题的广泛协同 ，以及完善形成一个人工智能的法律体系。
我国《生态环境法典》应补立“限制计划报废”章
徐国栋;计划报废损害消费者利益，并导致大量固体废物的产生，破坏环境，它有多种形式。自有计划报废以来，它就受到有见地的理论家的批判，一些发达国家也制定了限制计划报废的立法。但计划报废的概念尚未在我国普及，导致《生态环境法典草案》遗漏规定“限制计划报废”章。尽管如此，我国也有三部法律间接地规制了计划报废，以它们为基础，吸收外国的限制计划报废立法成果，起草一部《限制计划报废法》草案补充到《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中，成为其一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